在不良资产的处置中，债转股作为其中一种方式，在不良资产处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历史的推移，债转股经历了大起大落，而今新一轮的债转股将要启动，债转股是否真的能给不良资产处置带来新的曙光，那么笔者今天就来分析债转股的可行性。

所谓债转股，是将原有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成资产管理公司和贷款企业之间的控股或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复习就转变为按股分红。这就使得原来的不良资产转变成股权，达到不良资产处置的目的，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企业的股东可以参与重大的经济决策，但不参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等企业资金回笼，经营状况好转之后，资产管理公司就可回收资金。

从上述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需要有可以周转资金的可能性，资产管理公司才能获得利益，所以债转股的实现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濒临破产，企业有债转股的迫切需要；其次，企业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在债转股以后能够重新步入正轨；最后是资产管理公司对目标企业的投资要能尽快通过资本市场重新收回，而且能够获得一定收益。这三点是债转股实施的必要条件，在进行债转股时，虽然目前来看，满足条件的由很多，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应慎重选择目标企业，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

当然，债转股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益处，能够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企业负债率，但不可否认，在实施债转股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也逐渐体现出来，第一是道德风险，在债转股中存在欺诈作假的情况，一些银行将并不该收购的不良资产进行收购，按分发名额随意分配给企业，结果并不能解决不良资产，反而带来新的不良资产，还有的企业未来摆脱不良资产的困难，虚报财务信息，对本身资不抵债情况进行夸大，达到债转股的目的，从中获取利益，更有资产管理公司只考虑本身利益，使国有资产直接流失，国家利益直接受损；第二是管理风险，不良资产作为股东，与企业本身股东利益发生冲突，而且有时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利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不能有效的制约企业，导致债转股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困难；第三是法律风险，很多企业在实施过程中钻空子，采用不同手段以获取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不顾资产管理公司的死活或者国家资本的流失，出现这些问题，也并不能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导致实施过程中出现风险。

虽然债转股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但只要在进程中有效的规避风险，债转股依然可以在不良资产行业中发挥它的作用，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进程，还能增强企业的综合能力，使企业保持更持久的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收益上看， 正常信贷资产证券发行规模一般与其账面价值保持一致，发行成本低于贷款利率，通常会为发起人带来发行盈余。而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由于其基础资产风险水平高，发行规模较面值折扣较大，折扣部分作为发起人的处置损失，需进行核销和确认。较高的回收成本导致产品成本增加， 发行成本也相对较高。

产品设计上， 次级证券规模风险覆盖范围更广,且对信用增级及服务人的要求更高。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证券要求能吸纳信用、流动性、市场风险三部分损失。除了传统的优先-次级结构外，还需要设置充足的超额抵押、额外的流动性支持、流动性储备账户设置、更加严格的回收款触发机制等增信机制。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国际比较与历史比较

不良资产证券化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在曾深受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困扰的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运用最为活跃。作为结构融资手段，其在提高资产流动性、有效配置资源等方面具备优势。与国外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相比， 2004 年工商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中，银行的操作中显得更为谨慎，其基础资产信用级别较高,且风险隔离不彻底。 作为证券化资产的不良贷款并没有真实出售,未起到完全隔离银行破产风险的作用。

中行招行试点落地，推行真实的风险隔离，资本与成本优势尚不明显

本次中行、招行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特点可概况为三方面：一是与美国与正常贷款打包证券化的做法不同，入池资产均为不良贷款，是真正的不良资产 ABS；二是在风险控制方面实现了真实的风险隔离与出表；三是入池资产选择审慎。招行开启了首单信用卡不良资产证券化， 也是首单零售类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

中、招两行均选择了实际风险较低的资产，而发行金额与入池资产未偿余额之比分别为 24.01%和 11.11%，相较出售、自行清收等传统的不良处置方式，成本优势并不明显。此外，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持有未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按照 1250%的风险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对银行的资本占用较高,相应降低了银行开展此类业务的积极性。后续不良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与推广，仍将视市场建设、供需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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