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投资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近日，国务院督查组在黑龙江省进行了调研。

一个有资源、有完整铁路线、有重工业基础的经济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原因非常复杂。

国有体制对地方经济曾发挥巨大推动作用，但现在某些僵化元素所积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2015年9月，黑龙江省商务厅刊发《东北经济：传统产业比重过高结构怎么调？》的文章，指出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省超过40%，黑龙江省超过5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省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113家，国有企业比重接近70%。

这样的情况绝非少见：一两个大型国有企业占据大半座城市，企业内部自己办社会，从教育到医疗大包干，由此很难形成城市该有的社会合作分工，这也是所在城市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

东北作为工业重镇，城镇化水平并不低。2013年，辽宁省城镇化率达到66.4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第五，黑龙江和吉林城镇化率分别为57.4%和54.2%，居全国第11位和13位。

从理论上说，经济越发达，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越繁荣。这本是一个基于自然循环的发展模式。遗憾的是，东北情况与上述情形并不吻合，说明东北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有重化工业的基础上，城镇化质量不够高，分工也不完善。

如果东三省不打破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城市想建立起完整的生态链就比较困难。即使某些大型企业一时无法打破，但大而全、内部什么都有的企业必须要打破，否则企业的社会功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会造成阻碍，最典型的例子就如以前只招内部职工子弟，这样让当地就业如何均衡发展。

虽然东三省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与东部沿海省份比，创业、创新的程度仍然不够。

创业是个风险活，成功的几率并不会特别高。东北的朋友计算机会成本：如果跟随父母的脚步，基本可以顺理成章进入国企，这样还有谁愿意去民企工作；如果去创业起早摸黑从底层开始，风险高，“牺牲概率”也大。曾经有媒体报道，大庆油田职工子女被父母逼着去油田，从事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这些父母把家族的命运世世代代与国企联系到了一起。

可以对比的案例就是武钢的转型和员工再就业，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波澜，却没有造成武汉经济伤筋动骨，这应该归功于武汉经济多元化、韧性强。

东三省民营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寄生在传统国企身上的比较多，这些企业除少数制药等行业外，大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的规模稳步扩大，非公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48%提高到2015年的52.6%。其中，2015年黑龙江省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7.3%，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6个百分点。但多数民企吊在国企的脖子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长春的一汽很强，但它周边的汽车产业链与民间投资兴旺的长三角相比，无论是产业链的成熟还是完善的程度，显然都还有较大差距。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俄边境连片的秋叶林、滑雪胜地、俄罗斯文化等元素要放在珠三角，那服务业还不得跟烈火烹油似的，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很可惜，东北很多富有特色的文化并没能彰显出来。笔者到哈尔滨曾去了一家著名的餐厅，发现俄餐确实不够地道。一些林业城市转型林业深加工，但缺乏高品味的城市规划，突兀的高楼大厦使绿色森林气息大打折扣。现在一提到东北文化，能给人深刻印象的似乎只有铁岭二人转，东北文化上的衰落令人遗憾。

有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向国务院督查组反映，招商引资时被奉为座上宾，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问题较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JQK”：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尅我们，再严重一点，就是招商引资关门打狗。

地方政府如果没有长期的制度信用，承诺的东西或者不符合制度而不得不取消，或者政府换一任官员改一个规划，就会让政府信用成为当地官员短期行为的牺牲品。

新华社曾连续推出“聚焦东北经济病灶”系列报道，文中曾提到东北人喜欢用“熊瞎子掰苞米”来形容顾此失彼的短视行为，而这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产业发展方式的真实写照。一些地方规划成百上千亿规模的产业如“走马灯”般说换就换。例如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0年换了7个发展思路，从“133”产业发展格局、“135”发展战略到“三三九五”工作思路、“1263”工作思路、“1345”工作思路等。

几年前纷纷上马的光伏、动漫等产业，如今在东北已经难觅踪迹，一些被寄予厚望的大项目也遭遇搁浅。这让一些企业家和贷款的银行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如果不能建立起法治市场的观念，不能建立起码的信用，而地方的政策又朝令夕改的话，市场经济当然很难发展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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