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能源产业而言，过剩并不可怕，因为只有经历过剩之后才会达到均衡，进而形成一种需求和供给匹配的市场状态。因此，一旦过剩来临，不断深耕高端领域、挖掘全球价值，显然比一味扩大需求规模更有价值。

新能源：扩大战线不如深耕良田

文·万军

2015年，当众多行业仍在产能过剩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的时候，率先重组的新能源行业已经接近产业复兴的彼岸。

尽管依然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的挑战，但根据中国光伏协会的报告，光伏企业在2015年的“盈利能力显著改观，前十名的企业利润率多在两位数”，光伏产业“过剩产能”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在风力发电领域也是暖风频吹，根据Wind数据，A股风电概念板块21家公司中，13家公司净利润增长，占比达62%.

各种迹象都预示着，新能源产业的去产能已经出现明显成效。

但是，在一个银行都不能再躺着赚钱的时代，更多人对此还是保持了一颗冷静警醒之心。有业内人士指出：“光伏发电成本将来可能再降一半，因此，应警惕行情上扬带来的产能过剩。”

与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煤炭、石油和电力等行业不同，今天，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产业仍然可以被归为新兴产业之列，其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应用层出不穷，产业链条仍然具有持续延长拓展的空间、可以挖掘的投资机会还将应运而生。这就意味着，方兴未艾的智能化、小型化、个性化等新领域、新理念和新业态，将会继续引领新能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已经大为收窄，因此，这些新领域和新应用所展示的市场前景往往会使投资者形成共识，并对投资回报率产生很高的预期，从而导致趋同性的投资，这就是新兴产业投资中的“潮涌现象”。资金蜂拥而至的结果往往会恰得其反，导致相关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迫使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知难而退，最终实现行业内的市场出清。

过去几年，国内新能源产业经历了一场盛极而衰却又起死回生的轮回，以光伏产业为例，得益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政策组合，持续扩张的国内市场最终挽救了一路滑落的光伏产业。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新能源产业在需求侧的扩张毕竟存在一个边界。一旦产能过剩卷土重来，再度祭出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法宝，其政策效力势必衰减。因此，从供给侧发力，不断深耕高端产业、挖掘全球产业链价值，其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从中游过剩到下游过剩

产能过剩的危机似乎离新能源产业渐行渐远，但几年前光伏制造领域的大企业纷纷折戟沉沙的惨痛经历，至今使人记忆犹新。

借用当下最常用的政策分析框架，光伏制造环节的过剩是典型的供给过剩。过剩之所以源于供给端，是因为在国内光伏产业链发展不均衡、市场应用环境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光伏企业在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电池及其组件生产领域单兵突进，导致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发育迟缓的国内市场根本容纳不了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光伏企业只能远赴海外开疆拓土。一旦海外市场扩张受阻，就会酿成产能过剩的危机。

痛定思痛，近年来我国针对光伏行业的需求侧实施了诸多激励措施，地面电站建设高潮迭起，分布式光伏发电也渐入佳境，促进了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规模的扩大，需求侧的扩张逐渐消化掉了供给侧的过剩。

但上一次光伏产业过剩的恶果，迫使业内人士不得不居安思危——在当前的市场形势下，如果蕴藏着形成新一轮过剩的潜在危险，那么它可能会表现出来和上一轮不同的新特点，即从中游制造环节过剩转向下游应用环节过剩。

如果回顾一下2012年后国家针对光伏行业的支持政策，会其均指向扩大产业链下游的应用需求。过去云集在生产电池和组件领域的国内厂商，开始蜂拥向下游扩张，从纯粹的制造商，变成了制造和应用相结合的全面解决方案供应商。

产业转型必然伴随着优胜劣汰的痛苦，但光伏新政所描绘的产业发展前景，无法阻挡产业链下游成为各路资本的新战场。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概念横空出世以后，一批资本大鳄也闻风而动，试图在地面电站的建设中分一杯羹。

无论一个领域的发展前景多么广阔，一条冷冰冰的规律在产业投资中终将发挥作用：行业的投资者数量越多，投资规模越大，将会导致投资的回报率逐渐下降。对于行业的后进者来说，就意味着利润渐薄、风险渐大。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体仍处在下行通道上。这种情况下，光伏产业面临着新的现实挑战——光伏装机容量的跃进与电力需求增长趋缓之间的矛盾。如果下游光伏电站规模大大超出实际需求，就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卷土重来的风险。

高端产能待挖掘

经济学中有一个“微笑曲线”理论：曲线的底端是制造，左边的高点是设计和研发，右边的高点是品牌、营销。其含义是，产品的高附加值更多地体现在两端，即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的环节上。

从光伏产业来看，而无论是之前过剩的电池组件，还是目前存在过剩风险的下游电站，在技术层次上都难以跻身高端之列。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把光伏业作为一个大规模、拼成本的行业。

但这却与市场环境下的产业发展规律相悖。

一个行业的成长路线通常是：在产业的新兴时期，行业内的技术变化非常剧烈，但与技术多样会相适应，各类新产品也会纷纷面世，但产能普遍较低。产业发展早期阶段，企业竞争的重点是技术路线之争，市场最终会用试错法选择出最青睐的技术。随着基于主流技术的主导产品为市场所普遍接受，行业也开始进入成熟期。在这个阶段，企业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使产品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以光伏产业为例。在中国，光伏产业总体上被视为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新兴产业。实际上，光伏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技术层次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自十年前光伏业引入中国以来，产能扩张的冲动一直压制着技术创新的驱动，我们在行业技术的精耕细作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致使行业整体的技术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在上游环节，我们一方面工业硅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大量进口多晶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尚未完全掌握与硅产品相关的关键技术，多数国内企业不得不依赖进口机器进行提纯加工，但终因缺乏核心技术，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国外厂商相比仍有差距。下一步，如果可以在技术密集的硅加工领域加强研发，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逐渐实现进口替代，不仅可以逐渐化解现有供需失调的局面，也可以在未来收获更高的利润。

在中游环节中，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率也是有待深入研发的领域。现在欧洲产品的转换率已经开始向20%迈进，但是国内的转换率还是停留在百分之十几。如果国内产品在转换率上取得较大的提升，即便组件的价格略有提高，巩固和扩大下游的市场份额依然可期。

全球路线应精准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能合作，也不失为产业发展的另一个方向。

在过去几年，国内企业“走出去”却遭到一些质疑和诟病。究其原因，很多人把产业转移和淘汰落后产能划等号。过剩产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落后产能。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主流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之上的优势产能，因其实际供给能力远超国内需求，因而有必要推动产能的国际转移，这并非是将落后产能淘汰到海外。因此，未来新能源产业的国际产能合作策略，不应被简单概括为向国外搬迁过剩产能，而是通过经贸合作和产业投资等方式，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市场开拓力度，使之形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装备的新需求，为推动新能源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有效的国际市场支撑。

同时，企业对于投资地的选择，也关系到国际产能转移能否实现。过去，因为强调降低成本，所以一些企业希望把工厂建在人工成本相对更低的区域。这样做的好处是，前期投资大大减少。但这些区域的基础设施、法律政治、环境安全和文化差异等方面问题不少，有可能成为国际产能合作方面的隐患。

从一些企业的经验来看，通过“抱团”的方式集体出海，有利于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比如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等合作园区建设，以联盟形式提高新能源产业整体投资和收益。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加强一系列的投资环境的考察，加强投资精准度，全球产能合作或将在新能源产业链的调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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