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新华社记者赴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已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人民日报刊发的相关评论认为，我们需要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从关注农村到城市单一通道的疏通，转向城市与农村双向流动通道的疏通上来。农村户口的升值才刚刚开始。

将城镇化视作一种双向的疏通与流通，是一种理性而审慎的思路。就我国而言，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城镇化必定不会与发达国家完全相同的道路，农村人口不可能完全去城市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地区农村户口含金量不断增加，也说明城市生活的压力依然不是进城务工者们所能承受的。

一些地区中小城市零门槛的落户条件下，农民落户意愿不高，只能说明落户之后的城市户口吸引力不强。在我国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实行了积分落户制度，取消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不过，这些形式依然不能带来落户的强吸引力，因为这些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现在人们要求的并不是以往那种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户口附着的教育、医疗与住房的特殊权利，而是平等的国民待遇，简单说，就是一座城市里的居民享有基本的权利，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进城落户的市民化过程，意味着财政投入的成本，一个农民的市民化成本是可以估算的。如果投入不能保证市民化福利的做实，那么户口的吸引力显然不强。

一些地方还出于城市地产业去库存的考虑，不断敦促农民进城买房，这样的做法使得城镇化带上了很强的工具性色彩，当然也无助于城镇化的进程与质量的提升。在现实中，地方还需要避免为了让农民进城落户而逼迫农民与土地分离，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也时有发生，但是它不仅侵犯了农民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安定。近年来的“离乡不离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户手头上的最可靠保障。

另外，对城镇化的一个理解偏差是，在城镇化的条件下认为特大城市的落户条件放宽得还不够。坦白说，现时的城镇化应该将希望更多地放在中小城市上，以中小城市群的不断发展来带动周围的城镇化，特大城市、大城市本身面临自己的大城市病而不得解，而且它们的城市功能定位决定了它们主要希望吸引更多高端的人才进入。因此，对大城市的城镇化目标不宜过于苛刻，目前来看，对它们的合理期望应该是对于进城务工者的工作权利、自由流动权利应该予以保障即可。

出生于美国的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在其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大城市和乡村可以相处得很好。大城市需要真正的乡村在其旁边。乡村也需要大城市，城市中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和生产能力。”这正是一种双向疏通的思路，未来城镇化的目的不是令农村户口全部消失，而是城市与农村各自得到应有的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使得国民拥有各种最低限度的国民权利(教育、医疗、住房等)，而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是自由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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