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北遭遇持续暴雨，北京降雨持续超过55小时。这场“持续时间长”“总量大”“范围广”的大暴雨降雨量超过2012年那场给北京老百姓留下深刻伤痛的“7·21”特大暴雨。结合前阵南方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尤其“百湖之城”武汉发生的严重城市内涝，各种对城市发展的反思占据了公众视线：填湖造城，水系规划为经济利益让路，灾害天气预警机制，以及极端天气下与群众生活工作秩序相关的道德问题和经济生活的原则等等。归结起来，我们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思考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镇化之路应该怎么走。

城市形成有其自然的机理，城市的功能也要遵循特定的原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现有的城市形成过程严重依赖计划产业集聚和权力干预。从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到深圳的经济特区，从鄂尔多斯的矿区城市到上海的浦东新区，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聚集本身无可厚非，特定区块的经济职能往往带来经济参与者之间协作与交易的便捷，容易促进规模经济，最终带来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但这样做的一个缺点几乎体现在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拥挤”现象上，不考虑城市承载能力的发展路径往往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超大城市多为严重过载的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攀高、人居环境差、垃圾围城、河流污染、文物破坏、自然环境受损等等。由于财政支出的不均衡，我国东西部差异显著，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异化严重。行政部门干预下的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首都和省会城市，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金融资源都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城市里，带来了“以业控人”无法实现的死结。

以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现状论，人口之巨，城市管理之不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之不健全，现实的灾害天气带来的挑战已经足够严峻。以四年前的那场特大暴雨为例，北京市政府后来举行的灾情通报会数据显示，2012年“7·21”暴雨造成房屋倒塌10660间，160.2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有79人因暴雨死亡。今年武汉暴雨引发城市内涝造成的损失更是令人瞠目，而京津冀的这场暴雨亦让人忧心。现有的城市规划必须直面这些挑战和损失。

城市规划的原则要求城市具有一般功能和抵御一定程度极端情况的能力。环境的承载力、商业功能、交通枢纽作用、宜居城市，以及城市管理体制，这都应该是城市规划中需要考察的重要方面。尽管当前大力倡导“五规合一”“多规合一”的城市规划方式，但在实践中，“拍脑袋”决策的情况仍占据主流。应该尊重城市出现的自然过程，人为造城也应尊重城市的基本功能。从“北上广深”当前的发展现状和“城市病”的情况来推断，以往的建构理性主导的城市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转变思路，采纳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极端天气是城市基本功能的考量因素之一，合理的城市规划应具备一定的抵御能力。从城市功能的角度看，建设规划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舒适和便利，更与极端灾害天气下城市的承载力息息相关。当硬件设施不足以应付超过其设计能力的极端情况时，还应由“软件”来将城市的损失降至最低，这“软件”就是一套完备的应急预案。但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并没有响应速度快、处置能力强、专业程度高、应对方式高效的灾情管理机制。洪水虽然并不经常发生，但城市内涝几乎成了一年一次、一年数次的现象，而我们的应对手段仍大有改进空间：预警做到及时准确，信息发布迅速而可达性高，灾情广播方式多元化移动化、处置设备专业化高效化。十八年过去了，处置洪水和内涝，我们不应再靠子弟兵的大无畏精神。

与欧美的城市两相比较，集中的资源和人口，让中国的城市更加脆弱，更加不堪一击，也更加具有改革创造出独特的极端情况应对机制的紧迫性。极端情况下，如何安排经济活动，可能欧美国家的实践并不具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超大城市居多的中国有责任探索出一条新路。

说到底，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主流的估计只有56.2%，而城镇化和土地制度改革将给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要释放这种动力，需要的不是“拍脑袋”决策下的城市盲目扩张、摊大，不是表面化的改变户籍登记身份，不是建高楼、卖高楼，更不是农民进城，而是硬件软件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探索，引用《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的一句话：“19世纪的英国和欧洲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的美国教会人们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那么它必须教会我们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从极端天气的应对探索出中国可持续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这可能是中国能够给21世纪的世界发展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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