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对此书做出以下书评：

普林斯顿大学广受尊敬的教授迪顿不涩于指出当今世界的问题——无论这是问题是富裕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还是中国和美国的健康问题，或是非洲的艾滋病问题。书中的大部分都围绕着这些问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不过，迪顿的核心观点非常的正面，几乎很光辉。在最有意义的指标上——我们活得多久、多健康和多快乐——我们的生活从没有比今天更好。与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在不断进步。

在书中，安格斯·迪顿讨论了以下问题：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发展还是有害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

安格斯·迪顿在书中表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理解为“大逃亡”的历史，借市场之力，发达国家率先逃离了贫困、疾病和不幸，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大逃亡”的道路上。

前现代社会人均寿命仅30-40岁，他们一生中都有挨饿的经历，其中80%的人属赤贫阶层。这其中，有制度因素、科技因素、商业因素、文化因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有的发展中国家已改变了这个局面，有的却依然如故。

其实只要推广廉价的抗生素，就能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仅靠市场够吗？

现代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射了各种免疫针，这是作为前提接受的，我们并没选择过，换言之，我们得到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因为有政府保障，而不是因为有市场。这恰好说明：逃离贫困，政府有责。

现代化不只是市场的成长史，也是公权力的成长史，只有它不断担负起新的责任，传统社会才有了“逃离”的条件。

以下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书摘。

社会进步的动力何在？

如果我们的祖先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肯定会喜欢我们如今拥有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与此同时，我们也毫无理由认为，过去的父母们会对子女夭折的现象熟视无睹。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对于此事，实际上有很多不同观点），可以去读读珍妮特·布朗的书。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死去时的痛苦。逃离苦难是人之天性，但是这种欲求却经常无法实现。

新的知识、新的发明、新的行为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有时，灵感常常源于那些孤独的、幻想着弄出点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发明家们，但是更多的时候，创新不过是其他东西的副产品。比如，识字能力的普及是因为新教徒必须读《圣经》。

同样更为常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会导致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以满足需求。帝国时代的繁盛使得英国人的工资水平提高，而高工资加上英国丰富的煤矿资源，为发明家和工厂主提供了发明创造的动力，而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引擎。英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为即将出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智力土壤。19世纪的霍乱刺激了细菌致病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而今天，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的艾滋病研究，解开了病毒的秘密并研制出了新的药物。尽管这些药物还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它们已经大大延长了被感染者的寿命。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依靠灵感是解决不了的，而强烈的需求和动机也未能激发出神奇的，或者哪怕是一般的解决方案。比如疟疾已经使人类遭遇了成千上万年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人类历史始终，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彻底有效的预防或者治疗方案。需求或许是发明之母，但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有需求就必然有发明。

不平等也在影响发明创造的进程。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则相反。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会推动人们去寻找新的可以填补贫富差距这条鸿沟的方法。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就是一个佳例。20 世纪70 年代，口服补液疗法在孟加拉的难民营中被发现。因为这种廉价而又易制的方法，数百万遭受痢疾折磨的儿童得以避免脱水以及可能引发的死亡。

不平等也会阻碍发明创造。新发明和创新的生产方式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今日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此种情势。从国外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如同一种新的制造商品的方式，而那些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则大难临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强势的政治地位，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缓它们的出现。中国的皇帝因为担心商人会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于1430 年禁止了海上航行。结果，郑和下西洋就变成了一次绝唱，而未能成为崭新的开始。无独有偶，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禁止铁路修建，其理由只是担忧铁路会输入革命，威胁王权。

为何要重视不平等？

不平等会促进发展，亦可能阻碍发展。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值得重视？哲学家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即便是那些相信社会应存在某种形式的平等的人，也会对应实现何种平等而各怀己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争论称，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重要的目标。比如，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与对收入平等的重视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关于何为机会平等，依旧众说纷纭。还有人强调比例公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按照这种观点，则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

在本书中，我会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于发展还是有害于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健康不平等是否和收入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二者是否存在某些差别？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善？